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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创者,本所的创始人和首任所长,并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咨询委员,2009年被评为上海市60年来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谭先生诞生于1911年2月25日,病逝于1992年8月28日。为纪念谭先生百年诞辰,特建立此网站,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以及努力继承优良传统、开创辉煌未来的信念。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添加时间:2011-03-04 阅读:3264
 

先生的这篇文章出自《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225页。该文最早发表在《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篇由葛剑雄执笔,曾以《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为题在《复旦学报》、《文汇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发表。下篇仅写成第一部分,但因作者发病,未能续写。)上。本电子版为PDF文档,winrar压缩,内容仅供参考,转载以原刊文本为准,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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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

 

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地理学的两大分支,同样,历史地理学也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部分。建国以后将近三十年,人文地理遭受冷落,大致和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一样,长期废而不讲。我们历史地理学也受其影响,只注重历史自然地理,忽视历史人文地理,除了历代的疆域政区不能不讲外,对人文地理的其他方面,绝少有人肯花力气去钻研。但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其实颇有益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所以西方国家一贯很重视。我国从70年代末以来,也在积极重建这门学科。最近几年地理学界的人文地理队伍已日益壮大,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历史地理学方面,也相应把部分的力量转移到了历史经济、人口、城市、文化等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但是总的说来,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还是很迟缓的,还远远不足以阐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广土众民国家的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这就必然会影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健全创立和发展,因为当代的人文地理现象都植根于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不了解历史人文地理,也就讲不清楚当代人文地理。所以,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不仅对历史地理说来十分必要,对整个地理学界说也具有重大意义。我在80年代几次学术会议上既提出过历史地理工作者应重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见,也曾做过两次有关历史人文地理的报告,但目前的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想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对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谈一些看法。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各个方面的丰富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祖先对人文地理现象的记录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成书于二千多年前的《禹贡》。而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卷末所载的“域分”“风俗”中,对战国至西汉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商工矿各业的盛衰和风尚习俗的差别,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的叙述。既写出了区域的特点,又指出了区域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既指出了形成各区经济文化差异的环境因素,也阐述了各区的差异各有其历史渊源。从中人们不仅可以发现很多记载当时人文地理现象的珍贵资料,而且完全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近二千年前的学者在人文地理区域的划分,区域特征、人地关系等方面的观察和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应该承认,由于地理学在我国古代一直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它的分支人文地理学自然更不可能得到系统的发展。像《汉书·地理志》中这样完备的全国区域地理总论,在以后的正史地理志中大多数根本没有,只有《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和《宋史·地理志》稍有类似的记载。但是,汉以后正史地理志忽视人文地理方面的记述,不等于汉以后的人文地理情况就无可踪迹了。任何历史时期,都有或多或少足以说明其时人文地理现象的文献传世,只是古人没有作出概括性的叙述,那就必须有待于我们花大力气从大量散在各种文献中的有关资料搜集整理出来,才能予以利用。例如,《宋史·地理志》的分路论风俗太简略,难以充分显示当时各地的经济文化概貌。可是,《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这两部地理总志所搜集的诗文里,却保留着大量足以阐明南宋时代各府州从生产生活到社会习俗的资料。《明史·地理志》虽然根本不谈风俗,可是明代论及各地经济人文情况的著作相当丰富: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和章璜的《图书编》都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肇淛的《五杂俎》的地部是颇为出色的论著,清初顾炎武所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李培所辑集的《灰画集》,都搜罗了许多可贵的原始资料和颇有见地的学者论述。明代地理著作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万历王士性所撰《广志绎》一书,虽然篇幅不多,却是一部突出的高质量的著作。其中人文地理部分,尤为精致多采。作者根据他一生的亲身经历和敏锐的观察,对明朝全国十五省中的十四省(只缺他没有到过的福建一省)的经济、文化地理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极为精到的分析与记述。所以我在1985年冬,在桂林召开的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曾作过一个报告,指出王土性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比之于在他以后约四十年的徐霞客对自然地理的贡献,至少是在伯仲之间,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见本书)。本来在明末清初百年之内,王士性其人、《广志绎》其书是很受时人重视的,冯梦龙、曹溶,顾炎武都备极推崇。但此后三百年竟然再没有人提起。这是由于乾嘉考据学兴起后,讲地理的专讲建置沿革,从而《四库提要》仅将此书列入存目,并且作出了“其体全类说部,未可据为考据也”那样极为轻蔑的评价,以至此后以舆地之学名家的学人,绝无一人再重视此书。这是一种绝不合理的偏见。五四以后地理学界又流行重自然轻人文的风气,所以徐霞客受到丁文江以来广大地理学者的尊崇,却谁也不知道有王士性《广志绎》其人其书。现在我们既要建立中国的人文地理学,那就必须充分重视这方面的前人遗产。所以我认为呼吁地理学界对这部书予以重视,是完全必要的。

自然地理现象,特别是在不受到或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条件下,其复杂程度及变化发展的速度完全取决于自然本身。但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现象的存在与否、复杂程度及发展变化的速度除了同样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因此,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在以往曾经存在过的人文地理现象,是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例如我们可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的地理分布和差异,可以研究唐代诗人、学者、艺术家的地理分布,但在一千年前还处于文明初期的国家,或者在当时的疆域相当狭小的国家,这样的课题不是根本没有研究对象,就是毫无实际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把历史人文地理比喻为我国的一座富矿,等待着我们去开挖。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必到外国去寻找矿源。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与自然地理现象相比,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和发展一般要迅速得多。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间,气候、水文、地形、地貌、植被等地理要素也在不断变化,有的甚至已经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如一些河流、湖泊已完全消失,黄河下游已经改道了很多次,但总的说来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尤其是一些基本状况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已经发生的变化大多还有踪迹可寻。但这几千年间的人文地理现象就大不相同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族等各个方面,无论是以全国为范围的总的状况,还是以各个地区为单位的区域状况,几乎找不到基本不变的方面。拿《史记》、《汉书》中的记载与今天的实际相比,大概很难找到多少相似的情况了。即使就中国最稳定的农业生产而言,土地利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耕作制度、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地域分布与差异也不断改变,更不用说一些发展变化迅速的现象了。

与自然地理现象不同之处还在于,以往的人文地理现象大多已无法通过实地考察和其他技术手段来发现,而只能依靠文献资料的记载。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给我们提供了进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基本条件。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传世的文献资料中存在着大量不科学、不准确、不真实的内容,尤其是缺少准确的数量记录。但是在剔除了这些错误成分之后,毕竟还可以获得比较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途径无法替代的基础。以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为例,法国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而法国学者的主要资料就是过去二三百年间的直接、间接的人口调查记录。中国人口调查的历史比法国长得多,资料也丰富得多。即使不考虑官方的户口资料,只要我们对现存的家谱进行一番全面、科学的研究,至少对14世纪以来的人口地理的研究就有了可靠的资料和数据基础,要达到和超过法国目前的研究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的研究设备和方法的引进,一些学者认为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了,甚至已经是可有可无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学术进步的。传统的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当然有很大的局限,在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中尤其不应该墨守陈规。但是新的研究手段也不是万能的,同样离不开基本的资料和数据。实际上,新的研究手段不但没有降低文献资料的重要性,而且对资料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是以历史人口地理研究中利用家谱资料为例,传统的抄写摘录、分类汇编、脑记手算不仅工程浩大,容易产生误差,而且只能就事论事,很难找出普遍规律。如果我们在摸清基本情况的前提下,设计出一个随机抽样的方案,然后将有关的数据输入电脑,计算过程就能很快完成;再运用一些成熟的、得到过验证的模型或方法,就能得出比较可靠的、有一定代表性的结论。很明显,影响结论正确性的主要因素,第一是输入的数据是不是既准确又有代表性,第二是运用的模型或方法是不是可靠。要是没有文献资料,或者没有严格、准确地运用文献资料,就不会有准确而有代表性的数据输入。而可靠的模型或方法也无一不是建立在大量可靠数据反复计算试验的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文献资料优势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在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学者大有用武之地,也大有希望。

另一方面,人文地理现象一般也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因此如果没有对以往人文地理现象的理解,就不可能对现在的人文地理现象有足够的认识。要研究当代的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要认识当前中国的国情,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要研究当代中国的政区地理,就一定要了解历史政区地理。像县这一政区,已经存在了二千多年。有相当一部分县的名称和治所,二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现在一级政区中的主体——省,也已有了七百多年的历史;目前省级界线的基本格局在14世纪晚期就已经形成了。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无法解释目前省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也就无法为未来的改革找到合理的方案。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极为广泛。论人口则应推究各时代宽乡与狭乡的变化,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增殖与减耗,还要注意各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各民族的移动、扩散、分化与融合过程。论产业则要探索各地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品种及产量高低,手工业和矿业的特色盛衰,作为商品的行销范围等,又要估算其获利轻重对当地经济荣枯的影响。论交通则要研寻各水陆线路的开辟、移动、兴废。论聚落城市的形成隆替,既要阐明各地区乃至全国的布局,又要指陈其工商业联系地区的范围。论疆域政区的沿革,既要考究建置分并、辖境治所的或沿或革,也要阐明其所以然和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论文化则要注意到各种文化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地理差异。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于此前此后的经济区域和文化区域,恰当地指出各区的地域及其特色,是论述这一时期人文地理的重要内容。经济区域当然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形成的,而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全国和各大区域内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以及人物产地随着时代的推移往往也有所变动。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亟待开拓的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1982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组织下,我们有一批人正在编绘一部大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属于人文地理方面的,有疆域政区、农牧业、手工业、矿业、城市分布和规制、民族分布和迁移、人口分布、宗教、文化事业、人才分布等图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承担了疆域政区、交通、人口、文化等组。我们将配合这些图幅的编绘工作,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陆续予以发表,希望能引起国内外同行们的兴趣,从而也加入到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队伍中来。

作为人文地理主体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比自然状况要复杂得多,也具有更多的特征,所以在研究中国历史人文地理时很难找到普遍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当然应该并且必须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引进先进的研究手段,特别是在人文地理这样一个起步很晚、目前又进展不大快的学科。但是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客体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不可能从国外找到现成的模式。所以我们必须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中国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这固然给我们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意味着这门学科具有更广阔的前景,每个有志献身于这门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大有作为。

所以,尽管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还是要大胆地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最有希望、最繁荣的分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下 

上面是泛论在我国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并指出中国几千年来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特具优势,从而预测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作出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下面想就人口、政区、文化三方面的各一部分,谈一些个人一时想到的看法,希望能借以引起同志们对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研究兴趣。

  一

历史人口地理当讲可讲的问题包括历代各地区人口的多寡稀密,人口的迁移与民族的构成等。各个时代可讲的地域范围各不相同,一般只限于中原王朝的版图,能够兼及当时不属于中原王朝的地区和时代的不多。各个中原王朝的版图尽管大小不同,由于基本上都包括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中下游部分,所以进行大区域之间的不同时代的比较是可行的。

1.试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北方进行对比,则西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全境户口的80%强在北方,20%弱在南方[1]。南方的疆域比北方大,故按密度计大致可以推定为北九南一之比。这是用人口数字说明了当时南方的农业生产开发程度远远落后于北方。《史记·货殖列传》:“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食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一段话是十分正确的描述。西汉后经王莽末至东汉初的战乱,至永和五年(140)北方的户数是全境总数的60%,南方为40%,南北之比差已较西汉时接近了许多。此后经东汉末黄巾起义、群雄割据和三国鼎峙之间的战争,至西晋统一之初(太康元年至三年,280-282),北南户口之比又进一步接近为53%47%。西晋末年以后,经五胡十六国长期战乱,到南北朝初期,因南北双方无同一时期的户口数字,双方的户籍制度又不同,所以无法进行对比。估计初期可能有一段时期南方超过了北方,但自北朝推行均田制后,既有利于发展生产,也提高了户籍登记的正确度,因此在隋灭陈南北统一后二十年的大业五年(609)的统计数字中,北方户数又占到总数的76.5%,南方仅占23. 5%。经隋末唐初的割据统一战争,百有余年后至盛唐天宝元年(742),北户犹居55%,60%,南户为45%,口40%

此后中晚唐的安史之乱、藩镇之乱、黄巢起义和唐末五代军阀相互吞并之战,战祸多集中在北方,南方受害较轻,北方经常受到严重破坏,南方相对地生产有所发展,南北户口的对比便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受周禅,得九十六万七千户,其后以次平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共得一百五十九万九千户;太宗初年漳泉、吴越相继入朝献地,又得七十万二千户,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北汉,得三万五千万户,完成了安南已脱离中国、自西南至东北唐代周边部分州县已为一些“蛮夷”和大理、吐蕃、西夏、契丹所占有的较小范围内的统一。史乘所载南北各地域的户数不是同一年代的,但相去总共不过二十年。即此可见其时南方共有二百三十万户以上,北方得之于周的户数即使在太宗初已有所增长,也决不会超过南方。何况宋得于周的共一百一十一州,并非全在淮水秦岭以北,还包有属于南方的淮南、山南约二十州之地。所以当10世纪70年代宋完成统一时,南方人口无疑已大大超过北方。

《太平寰宇记》载有各府州户数,约为宋太宗时980989年的数字。其时河南、关西、河东、河北、陇右北五道共约有户二百五十万余,剑南、江南、山南、淮南、岭南南五道共约有户三百九十五万余,北南之北为三十九比六十一。经百有余年至崇宁元年(1102),尽管北方的户口增长比南方稍见优势,北南户数的比差接近为四十二比五十八,仍然不能恢复到唐天宝以前那样北户多于南户。

北宋后的宋金南北对峙时期,双方的疆界正是秦岭淮水一线;金朝拥有北宋北界以外极为广袤的一大片领土,其疆域总面积远较北宋的北方为大。即便如此,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的甲表44,将两朝在同一年度或比较持近的年度的户口列表予以对比,在1187年、1190年、1193-1195年、1193-1207年、1223-1234年五个对比数中,南宋的户数都在一千二百三十万户以上,多至一千二百六十多万,金的户数都是六七百万,多至九百多万,显示南户比北户大致仍在六十五比三十五和五十七比四十三之间。至于宋金两方口数的对比金口都比宋口为多,那是由于金的数字相当可靠,而宋的数字一户只有二口左右,大大低于实际之故。所以比较宋金对峙时期的南北户口差距,只能采用相当接近实际的户数,口数只能置之不理[2]

13世纪北方金元之际的战乱,又较稍后元灭宋之役剧烈得多。于是户口的南多北少,发展到了历史上的顶峰,见于《元史·地理志》的户口数,北方为中书、辽阳、甘肃三省和陕西省的大部分,河南江北省的小部分,仅占12%弱,南方为江浙、江西、湖广、四川四省和河南江北省的大部分、陕西省的小部分,占88%强;南北的比例大致相当于西汉末年的北南比例。

华北拥有极为辽阔适宜于农垦的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山地较少,而江淮以南多丘陵山地,平原较少,可耕地不多,元代这种南多北少相去悬殊的人口比例是战乱造成的后果,与自然条件极不相称。所以到了明代,这种比例渐次得到了调整。洪武二十六年(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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