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看越了不起
他一直是我心里的导师
怀念老一辈暨谭公
悠悠水长流 学子谭其骧
怀念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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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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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念长水悠悠
文章勿尚空谈,做事贵在认真
悠悠長水:譚先生千古。
缅怀先哲 勇往直前
谭先生千古~
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理学 ...
永世铭记谭先生!
纪念谭先生一联
致敬
谭其骧先生永垂不朽!
大師風範
悠悠长水集,拳拳赤子情!
世有先生,史地之幸;先生千 ...
感动+愿望
缅怀先生,承先生之学而光大之
“长水”--流芳百世!
谭先生的力量
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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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创者,本所的创始人和首任所长,并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咨询委员,2009年被评为上海市60年来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谭先生诞生于1911年2月25日,病逝于1992年8月28日。为纪念谭先生百年诞辰,特建立此网站,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以及努力继承优良传统、开创辉煌未来的信念。
 
《文汇报》“大白话”忆谭其骧一个真正有学术底气的人
作者:樊丽萍 来源:文汇报 添加时间:2011-06-02 阅读:4602
 

    我们时常缅怀过去,因为过去并未真正过去。
    
    5月28、29日,谭其骧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暨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1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吴松弟听闻记者专程为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而来,兴匆匆地打开了“所史陈列室”的大门。这座新造的陈列室,油漆味尚未散尽,展馆布置得古朴雅致,收藏着谭其骧各个时期的照片、手稿以及由他主持编撰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些都是镇馆之宝。“谭先生离开我们快20年了,但他的精气神一直留在这里。”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是谭其骧于1957年创办的。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总体学术水平最强的研究机构。
    
    筹备纪念大会之初,吴松弟就“留了一手”:考虑到受益和受惠于谭其骧的学人太多,散布在历史地理学、史学、地质学、地图测绘等众多学科领域,且不少都是学术界的名流大腕,“就怕老先生们话匣子一开打不住”。吴松弟思前想后,索性把学术研讨的形式定位为圆桌会议——大家围绕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思想或学术贡献即兴发言,只谈自己与谭其骧打交道最深刻的一点体会。“讲大白话,就能还原出一个最真实的谭其骧先生。”
    
    受邀担任圆桌会议上、下半场主持的,分别是葛剑雄与周振鹤,两位教授都是谭其骧的高足。但大家要讲的事情实在太多,时间还是不够。
    
    一代大师已去。散落在学人心里的,是一桩桩温暖人心的小事。正是这些小事,时而能给今天的学人注入一股逆水行舟的力量。
    
    本报记者  樊丽萍
    
治学,唯认真尔
    
    谭其骧的治学诀窍是:“一个人每认真一次,你的水平就提高一点。每次认真,一点一点,到一定岁数,你学问就大起来了。”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门子弟云集。从知名学者邹逸麟、葛剑雄、周振鹤教授,到刚接棒研究所所长不久的吴松弟教授,这批学人至今备感骄傲的仍是一段学统:他们的恩师,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和创始人之一的谭其骧。而谭其骧则曾师从史学大师顾颉刚。
    
    谭其骧与顾颉刚之间有一段书信争辩,早被学术界传为佳话。这次纪念大会上,仍有与会学者频频提及、颇为感怀——对比今日校园之师生关系,何日会再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风貌。
    
    1930年,谭其骧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做研究生,第二年秋季开学,选读顾颉刚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颉刚在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一条重要的证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
    
    但谭其骧不同意顾颉刚的看法,认为十二州应为东汉之制,而非西汉之制。这本是口头一说,不料顾颉刚却鼓励他写成文字。谭其骧回去后查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章,写成一封信交给顾颉刚。
    
    顾颉刚第二天就给谭其骧回了信,篇幅长达六七千字,结论是:赞成他的三点看法,不赞成的看法也是三点。6天之后,谭其骧又就顾颉刚所不赞成自己的三点,继续提出论据申述。隔了10多天,顾颉刚再次回信,这次的结果是:同意一点,反对两点。
    
    不久,顾颉刚将这两来两往的书信并在一起,又写了一个附说,作为这门课讲义的一部分分发给上课的同学。在附说中,顾颉刚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仅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的了!”其时,顾颉刚已是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而谭其骧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
    
    谭其骧22岁登上大学讲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一辈子的经历很简单,就是读书和教书”。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任教于辅仁、北京、燕京、清华、浙江、暨南等大学。1950年,谭其骧转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
    
    在复旦,很多和谭其骧共事过的同行和后辈学人,在佩服先生学问精深之余,总会“好奇”其治学方法。但他们得到的答案竟出奇一致:治学,唯认真尔。
    
    学者邹逸麟曾和谭其骧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两人曾共同参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写工作,谭其骧任《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的主编。每次为了编词典的事情开会,邹逸麟都能在这类专家云集的场面上,观察到谭其骧的过人之处。“有时候,一些老先生来开会,稿子也不看,讲的都是空话。但谭先生在开会时总会一条条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哪个年份搞错了,哪个词汇讲错了。”如此务实的作风,自然赢得了编委会成员的尊敬。而邹逸麟却知道,谭其骧的务实不仅是学问博大的表现,更是态度使然——不管做大事还是小事,都极端认真。事实上,早在开会前,谭其骧就抓紧时间看完了专家们事先送来的稿件,经过细致的准备,发言才有针对性。
    
    编词典如此,做其他的学问也是如此。听过谭其骧上课的很多学生,都佩服他的博闻强记。一个很小的县城,在历史上属于哪个郡国,在地图上的大致位置,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过目不忘或是很多大师必须有的天赋,但谭其骧却不认为自己有此能耐。在其自传中,他毫无保留地向后生们介绍历史地理学的入门方法:“几十年来我把一部《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当然记忆力再坏也会记得不少;我对《水经注》没有像对《汉书·地理志》那么熟,但杨氏《水经注图》我已翻烂了一部,无法再用,只得再买一部,现在全书已有一半由于中缝破裂,一页都变成两页了。因而我对《水经注》的内容也基本上有了数。”
    
集体永远先于个人
    
    谭其骧对待论文的态度甚是保守。“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见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
    
    由谭其骧主持编制的8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史学界的基础工程之一。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终身教授陈桥驿曾评价说,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现代绘图方法绘制的历史地图集,不仅具有完整的地理意义,也具有精确的计量意义。
    
    1954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吴晗依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组织史学和地图学专家重编改绘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编著的自春秋至明代的《历代舆地图》。次年春,吴晗推荐谭其骧赴京改编修订。此后三十余载,谭其骧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学识都贡献给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编地图集,事情太多,老师的大多数时间都被这个集体项目耗尽了,几乎没时间写自己的文章,更别谈做自己的项目。”吴松弟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今日的学术界。如今,很多学者更喜欢“单飞”,埋头申请自己的项目,做自己的研究,至于这些研究课题是否对社稷民生有用,许多人不予考虑。
    
    学者与大师之间的差距,只有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顾全大局与个人利益权衡之际,才能体现得更为鲜明。
    
    吴松弟的案头,放着一封手写的贺信。写信的老人正是金冲及,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1950年曾听过谭其骧讲课。
    
    在纪念谭其骧百岁诞辰的贺信中,金冲及披露了一件往事:“先生一生最大的历史性功绩,当然是主编并出版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但‘文革’期间这部《地图集》出版时,书上没有一处提到先生的名字。我当时曾很有感慨地想:如果先生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个人的研究工作上,那不知可以写出多少论文和专著来。但先生全不在意。直到‘文革’结束后,《地图集》经过修订重新出版,才署明是由先生主编的。”
    
    早在20年前,金冲及在谭其骧80华诞时就曾写过贺信《为人师表》。他这封写给谭其骧的私信,后来发表在《文汇报》上。
    
    此次,金冲及的贺信以《忆季龙师二三事》为题(谭其骧,字季龙),“补叙几点对先生的片断回忆”。记者找出20年前金冲及的贺信稍作比较,发现金冲及在新信中补叙的几个细节甚是“给力”。或许,其良苦用心正是教如今的学辈后生们体悟真正的大师风范。
    
    信中说到一件事:1957年复旦大学举行校庆学术报告讨论会,谭其骧作了关于海河水系形成与发展的报告。那时海河的水灾很严重,已成为华北的一个大患。谭其骧引证大量历史资料,推翻学界几已成定论的说法,认为是人为扩张超出自然许可范围,才令海河水系一遇涨水就泛滥成灾。他还据此提出如何治理海河的大思路。
    
    “我听了这次报告,觉得十分精彩。但先生只写了个报告提纲和附考,并未成文,还把提纲和附考寄给有关学术界。没想到另一位先生以它为主要内容,写成文章公开发表,还说是他多年钻研的收获。这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得知后也愤愤不平,但先生却没有过于在意,直到那次报告后27年才把它写成论文发表。”
    
    这篇关于海河的论文,学者葛剑雄也记忆犹新。他回忆说,谭先生上世纪50年代就形成了完整的思路,直到1986年文章才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文章刊发后,谭其骧仍感到有些小遗憾,“如果不是催得太急,文章本可以写得更好。”
    
    除了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这类“集体工程”,以个人著述计算,谭其骧的学术生产力远没有达到“著作等身”的地步。这固然与谭其骧主持地图集编制工作量大、时间有限有关,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谭其骧对待论文的态度要比如今的学者“保守”得多。“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见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在著作《长水集》的自序中,谭其骧如是说。
    
大家气魄,高山仰止
    
    学术界常现“门户之见”,文人相轻更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谭其骧恰是一个例外。
    
    1980年,谭其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其时还在跟谭其骧读研究生的周振鹤,赶到老师家祝贺。提及院士一事,谭其骧说:“学部委员里就浙大的人多,浙大的人大多认识我。”周振鹤马上读出了老师的“潜台词”:“因为认识我的人多,所以选我的人也多,所以我当上了学部委员。”
    
    时至今日,已过耳顺之年的学者周振鹤想起老师当年的这句话,仍感慨不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参评院士,有谁敢讲这样的话?有谁肯讲这样的话?我后来回想,只有真正有学术底气的人才敢这样讲。”周振鹤说,他从这件小事中深受教育。“谭先生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值得我们很多更年轻的学者们学习。”
    
    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纪念大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副所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其发言中“爆料”:辛德勇做博士论文时写过一篇文章,谈徐霞客发现长江源的问题。文章写完交由史念海先生看,史念海却面露难色地告诉他,关于徐霞客的学术贡献问题,谭其骧曾做过专门研究。在谭其骧的文章中,徐霞客的五大学术贡献被否定了三项,但对长江源的认识问题,在那篇文章中却没有谈。“可能史念海先生的顾虑是,谭先生研究过的,但谭先生没有谈,我谈了,谭先生可能会不太高兴。”辛德勇于是没跟史念海打声招呼,就直接写信给谭其骧,并把自己的文章附在信后。
    
    “我们学术界是有一些心胸小的人,自己做的东西,别人再来做,他就不高兴。”但不久之后,谭其骧的来信很快打消了辛德勇内心的这个结。“谭先生看到我的文章非常高兴,因为谭先生不喜欢徐霞客,我也不喜欢徐霞客,这一点我们很相同;第二点,谭先生赞同我的观点,因为我把徐霞客的伟大贡献又否定掉一个。”谭先生还鼓励这位后生说,若史念海先生觉得发文章不合适,那就在他主持的刊物《历史地理》上发表。
    
    谭其骧,连同史念海和侯润之,三位先生被国内历史地理学界誉为“三老”。辛德勇不曾师从谭其骧,却从这件小事中看到了一代学问大家的气魄。
    
    谭其骧的一批入室弟子,更是无法割舍对导师的深深感激和缅怀之情。
    
    师从谭其骧的周振鹤和葛剑雄,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文科博士。周振鹤说,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跟随谭先生读书时,他身体已不太好,即便是研究生入学面试,也是在华东医院的病榻前完成的。待周振鹤此后一路深造、留校任教至50岁时,谭其骧提出,要送这位得意门生一幅字,问他需要写什么内容。周振鹤告诉谭其骧,自己很喜欢读辛弃疾的词,特别喜欢的一句是“我见青山多妩媚”,“谭先生马上就接了下一句: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们师生两个相对而笑,他就写下了这个送给我。”
    
    此次纪念大会上,周振鹤和众学者谈到这件往事,仍不忘“揶揄”自己的同门师弟葛剑雄。“如果剑雄兄到50岁,我相信谭先生也一定会送他一幅字,可惜没等到剑雄过50岁,谭先生就去世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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