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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一辈暨谭公
悠悠水长流 学子谭其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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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長水:譚先生千古。
缅怀先哲 勇往直前
谭先生千古~
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理学 ...
永世铭记谭先生!
纪念谭先生一联
致敬
谭其骧先生永垂不朽!
大師風範
悠悠长水集,拳拳赤子情!
世有先生,史地之幸;先生千 ...
感动+愿望
缅怀先生,承先生之学而光大之
“长水”--流芳百世!
谭先生的力量
缅怀
 
首页 网站动态 《文汇报》报道谭先生百年诞辰:万水千山皆过眼——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100周年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创者,本所的创始人和首任所长,并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咨询委员,2009年被评为上海市60年来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谭先生诞生于1911年2月25日,病逝于1992年8月28日。为纪念谭先生百年诞辰,特建立此网站,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以及努力继承优良传统、开创辉煌未来的信念。
 
《文汇报》报道谭先生百年诞辰:万水千山皆过眼——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100周年
作者:记者 任思蕴 来源:《文汇报》2011年3月1日文汇学人版 添加时间:2011-03-02 阅读:4813
 

  谭其骧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谢希德校长赠送给他的礼物《中国历史地图集》,正是谭先生前后倾注30余年心血的成果。

  今年2月25日,是谭其骧百年诞辰,他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向本报记者回顾了谭先生治学为师的往事。 追求真正的“历史地图集”

  文汇报:《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谭先生的一项重要贡献,8册地图集的编绘过程是怎样的?

  葛剑雄(以下简称“葛”):1955年,谭先生开始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断断续续24年,历经包括“文革”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影响,《图集》内部版1978年完成。1980年开始,《图集》进入修订阶段。此后8年的修订和陆续出版过程,不断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谭先生和同事们坚持尊重历史事实,终于在1988年底出齐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先生和其他编绘人员为此前后倾注了30余年心血。

  对于《图集》的价值,谭先生在1989年中国社科院召开的庆祝会上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要描述的疆域之辽阔、年代之悠久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历史地图所无法比拟的。而令他深感遗憾的是,“文革”中被删除的一部分地图资料最终无法一一恢复。

  文汇报:谭先生1978年中风后半身不遂,病后他又承担了哪些工作?

  葛:1979年初,谭先生大病后恢复工作,《图集》的修订出版是重要工作。1982年开始,他又主持编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谭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只是以疆域政区为主,称“历史地图集”有点名不副实;真正完整的历史地图集应该包括历史上任何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有资料可据又能用地图表示的地理现象。而编绘一本足以反映我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国家历史地图集》,是先生毕生的追求。

  1980年开始,我担任他的助手。谭先生在上海期间,我每天给他打电话汇报各种情况,处理日常约稿、文件传递等事务。炎夏寒冬,为了他工作方便,学校和市里安排他住在衡山宾馆等地方,我陪伴他工作,并照顾他的生活。谭先生是个乐观开放的人,中风后半身不遂,一切行动都靠右边的手脚。他特别强调,历史地理学研究要重视原始资料,要尽可能收集齐全。有了电脑,这部分工作就会更省时省力,就能把时间节约下来用于后续工作。

  他常常因工作离开上海,外出开会、考察、主持答辩、做报告等,最多的一年,我陪他出去13次。他靠着一根拐杖,走过祖国许多地方,我陪他去过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湖北、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辽宁、吉林。去吉林长白山时,他在我们的帮助下登上天池。

  文汇报:他晚年是否到过台湾?历史上,台湾在很长时期内都未进入大陆王朝版图,直到康熙收复台湾后,才成为清王朝疆域的一部分。在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对于台湾的处理争议较大,谭先生为尊重史实,花费了很多精力据理力争。

  葛:“文革”期间学校安排他出访罗马尼亚,1987年他访问过日本。他曾对我说:“年纪大了,美国不想去了,路太远,英语也忘了。这辈子台湾还是想去的,毕竟是中国的土地,还想去看看那里的老朋友们。”但是,最后没有成行。

  1991年10月最后一次发病后,谭先生一直没有恢复说话。1992年春,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会拿着报纸看,但不知道他是否看得懂。有一次护工看他看得久了,就想把报纸拿走,他却攥紧了不松手,原来报上有一篇他的老友谈家桢教授等学者访问台湾的报道。可见,他不但看懂了,还在向往着台湾之行。可惜这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作为科学家的谭其骧

  文汇报:对谭先生或深或浅有所了解的,都知道他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很多普通读者似乎不理解“科学家谭其骧”的提法。

  葛:这是因为很多人不理解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其实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属地学或地理学科。比如黄河的变迁,归根到底还是自然因素的作用,即使社会因素也是通过自然因素起作用的;历史时期的海陆变迁、气候变迁等,主要是自然现象。谭先生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入手研究这类问题,结果往往和其他领域用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一致。比如,他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一个跨长江南北的“云梦泽”大湖,所谓“云梦泽”是一片很大的范围,中间有山水、平原、沼泽。不久,科技工作者在湖北通过钻探等方法得出的结论与他的观点不谋而合。又如,他指出今天的鄱阳湖在西汉时候是一片平原,当时一个县治就位于今天的湖中央,这点后来也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

  谭先生读本科时换了三个专业,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师从不同方向和流派的老师。他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史地系本身就意在打通文理,有历史和地理两个学科,他的师友中有不少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所以他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却不断产生重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文汇报:谭先生对历代我国疆域、政区、人口、文化、水系、湖泊和海岸线等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哪些历史地理研究的具体成果体现他的科学家身份?

  葛:可以举几个例子。谭先生对于黄河水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历史上黄河出现阶段性安流的原因就是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后来国家治黄基本上以此为依据。又如,他从大量史料证实,海河原来是不同的水流入海,并成同一支水流后灾害不断,所以后来治理海河基本也是恢复或新开河道,使海河重新分流入海。

  文汇报:和其他著名学者相比,谭先生著作很少,个人著作只有《长水集》和《长水集续编》。

  葛:《长水集》是他在世时编的,《长水集续编》是他去世后编的,但在世时已基本拟好目录,有些栏目他自己也已定好名称,他去世后,我在原先基础上编成《续编》。谭先生没有写过专著,他的专著就是他的论文、评论、学术札记等的合集。他说过:“上课的内容可以重复讲,但是写论文一定要有新的观点。”他也说过:“有些内容,写论文足够了,何必要写成一本书呢?”他的文章往往不长,但总是有新意。

  著作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先生晚年实在太忙。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30多年间,一直没有时间自己写书出书。上世纪80年代,谭先生已功成名就,当时身体也不好,很多人劝他不要再承担集体任务,但他在集体任务上花的时间还是很多,最后脑溢血失去工作能力前还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

  一辈子不是念书就是教书

  文汇报:谭先生毕生孜孜不倦,希望自己能超过清代学者,也一直鼓励学生超越他。作为他的学生,您对谭先生的教学有何体会?

  葛:谭先生是鼓励创新的,他十分重视学生在学术上的突破。我同届学长周振鹤研究西汉政区,找到了新途径,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谭先生非常重视。他在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的序言中指出:此书突破前人窠臼,已超过全祖望、钱大昕、王国维等任何一位前辈大师在西汉郡国级政区变迁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也鼓励学生对他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1980年,当时他正在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有一本内部通讯上刊登了一些试写好的条目征求意见。有关地名的条目要概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同名地名。我对照自己的积累,认为试写好的“北京”条目不全面,有几条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北京”的材料未被引用。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谭先生,他认为很好,要我写成札记,由他推荐到《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发表。后来我才知道,“北京”条目正是谭先生自己写的,而他还专门给《通讯》编辑部去信,肯定我的补充,号召大家对试写条目提出意见。这种作风一直伴随他整个学术生涯。

  谭先生也敢于并愿意自我否定。他的经典论文《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讲到,东晋为安置南迁人口,建立了侨州、侨郡、侨县,他通过统计南方此类机构的数量和每个机构的人数,来估算南迁人口数量。这篇论文是谭先生研究生刚毕业时发表于《燕京学报》上的,在当时是突破。

  他去世前一年,我正在研究移民史,针对这篇论文,我和他讨论:南迁过程延续100多年,第一代南迁的人,100多年后繁殖了好几代,而100年后南迁的人,可能只有一两代,所以要动态地分析人口,有一点必须说清楚——最终的移民应该是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谭先生接受我的分析,认为自己早年的静态分析不够准确。

  当时是1991年,复旦史地所召开历史人文地理为重点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庆祝谭先生80寿辰。会后,谭先生想把会上的主题报告加以整理,写一篇《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已经成文的上篇先发表,他在文中收入了我和他讨论过的移民的例子,并诚恳指出了过去的欠缺。遗憾的是,这篇未完成的文章成为他的绝笔,谭先生还未写成下篇,就离开了我们。

  文汇报:谭先生过世后,您为他写了传记《悠悠长水》。这是一直以来就有的计划,还是某些因素推动了您提笔?

  葛:谭先生生前,外界多次向他索要自传,我陆续帮他整理过一些。比较早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日报》约稿。谭先生起初并不愿意。后来我劝他还是要做一些回顾,并帮他整理了一些内容,最后以一篇完整采访稿发表。1980年,山西《晋阳学刊》和一家出版社联合编写《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向先生约稿,这次终于决定写个自传,谭先生分两次和我谈了他的经历,我都作了记录和录音。文稿经他修改后,以他自传的名义发表。

  此后十余年间,我与他朝夕相处,对他的经历言行了解日深。一次,先生感喟陈寅恪一辈子的学问没能流传,故对我说:“以后可以将我做学问的方法记下来,把我来不及写成文章的意思记下来。”我做了郑重承诺。

  文汇报:对于自己的传记,谭先生生前有否具体要求?

  葛:先生日后把他新完成的文章都交由我收藏,并陆续交给我一些旧稿、资料。他辞世后,家人又把他的日记、书信、文稿等交由我用于写传。谭先生同意作传,但嘱托我必须实事求是,“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拔高。”我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将他的一生写出来的重要性——他代表了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缩影。我改变了只写学术评传的计划,决定为先师写一部全面的传记。

  “一辈子不是念书就是教书”,恰恰如实概括了他的一生。他从6岁开始到82岁逝世,都没离开过学校。他曾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海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教书,1950年以后的42年间一直在复旦大学从事教学研究。他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一切,都没有离开课堂和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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