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1年2月25日,是一位学人的百年诞辰纪念日——
他师从名家,20来岁就凭借数篇论文在学术界成名,被公认为“博学强志、才智超人”;他是极少数身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研究者,既是文史大家,又是首批中科院学部委员。
他认真做学问,却不是囿于书斋小天地不问天下大事的人,少年即参与革命,日后做学术的原则,也是以追求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先,“极不愿在列入国家计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先搞个人著作”。
他一辈子做学问、教书,年逾古稀才第一次出书,除了忙于国家任务、集体项目外,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对著述的要求较高”。
他在学术人生的黄金期,投入主编一部以历代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在学术也崇尚“大跃进”的火红年代里,这个原本被指令为3年完成的项目,因为他坚持恪守学术研究原则,而延长到20年、30年,最终,成就了一本任何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最权威、详尽的历史地图集。
他低调严谨,不曾自称“新潮”、树立“体系”,但他的学术成果却因诸多理论创新而为人称道。10多年只做一件事,单纯、单调,却最终成就了厚重,使他成为一代文史宗师,影响及声名所及,甚至远远超出了他所从事的专门领域,入选为上海60年来最有影响的科学家。
他,就是谭其骧先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创始人和首任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9年被评为上海市60年来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共8册),被认为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
在谭其骧先生诞辰100周年的这一天,有些恍惚地想:今天,不知还有多少国人知道谭其骧?今天,不知还有多少学人会像谭其骧这样做人、做学问?
如果,谭其骧先生活在当下,又会怎样?
他会不会因为评职称等压力而不得不急于发表论文、出书、宣扬每一点成果?会不会花大把时间忙于写项目书、申请研究基金?在多如泡沫的学术“活动”中,他是否也会变得浮躁、功利?或者,会不会因为久不出“成果”而难于立足?
忙碌的学术圈,我们已司空见惯。中国的文史、社科领域,如谭其骧一般的大师,在他们那一辈学人之后,少再出现。“钱学森之问”的痛切,不仅仅只是自然科学界的,在与当代中国社会、民族精神、文化建设牵连更紧、更深的人文领域,更甚。
当代中国,能否给人文学术以更宽松的环境,更多尊重和涵养?当代中国学人,有没有足够的坚持,超越喧哗与骚动,拒绝急功近利?
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们实在很需要反躬自思。以此,纪念谭其骧先生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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