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再“遇”谭其骧

散木

    3 月25 日，是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在过去中国的学术界，“谭其骧”三字，是一个“神话”式的标杆，他20 多岁就凭借几篇论文昂首站立在学术界，更被公认为是“博学强志、才智超人”的少壮派学者；他是罕有的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研究者，也是第一批学部委员之一（浙大出身的文科“学委”，迄今也不过就是他和胡乔木两人而已）。
    谭先生的名著《长水集》称：“作为一个一辈子做学问的人，年逾七十，为什么以前从没有出过一本书，这才是第一部呢？客观原因是由于：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比写书更迫切需要应付的业务，不可能腾出时间来著书立说，写上几十万字。解放以前，主要是为衣食而要同时担任几种职务，或同时在几个学校开几门课，经常还要换开新课，终年忙于备课讲课。解放以后，初期教学工作仍然十分繁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入以科研为主，先后承担了几项大型集体编写任务的负责人，一项未完又上一项，直到现在还很难预计再过若干年才能摆脱。而我是极不愿意在列入国家计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自己先搞个人著作的。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主观因素。首先是我写文章出手很慢，一篇东西总是要一改再改才肯拿出去，花的时间比别人多得多。因而在承担着教学工作或集体编写任务时，别人往往可以挤出时间来写出成本专著或大量论文，而我则实在无此能力。更重要的使我写作特少的主观因素是我对著述的要求较高。我认为，在课堂上可以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用作自己的讲授资料。所以我教书的胆子相当大，不仅开过中国断代史、几门断代史、史学史、文化史、专著研究等课，连不属于本行的地理学、社会学的课也教过。寒署假期内说定，一开学就上堂，内容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看法，但大部分都是常识性的或别人阐述过的东西。但我对待著述的态度与此迥然不同，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识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写一部书至少基本上应自出机杼，人所共知的东西，何必写进去？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搬。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我弱冠之年率尔操觚以来至今已半个世纪，只能断断续续写出一些零星论文，连讲义也没有编成过一部，更不要说撰写有组织有系统的专著了。
    今天，这样的作者、这样的教授、这样的科学家，还会有多少呢？
    然而，光荣属于谭先生。所以光荣，是他一辈子认真做学问，又不囿于书斋之中，他全部治学教书的宗旨都是以追求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宗旨，为此，他就“极不愿在列人国家计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先搞个人著作”，为此，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格外高，特别是“对著述的要求较高”，于是，活在当下的某些人们所拥有的那些东西（著述等身、奖状满屋、项目不绝如缕、学历吓死人、科研经费节节高、官衔及社会团体名衔通吃不误），他是合该“惭愧”的。（谭先生是南方人，他晚年生活在上海，在每年江南吃大闸蟹的季节，他每每抱怨“螃蟹太贵，想吃也吃不起”，而他最后却决计捐助两万元积蓄以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奖励基金，先生真是吃不起么？如今，靠项目经费或“跑部前进”而吃大闸蟹的，少么？)
    然而，光荣属于谭先生。所以光荣，凡我子民（“地球人”）应该知道，谭先生有生之年，他穿越千年，触摸祖国山川河流，历时30 年，主持编纂了皇皇八大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是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以及各科学问的人都绕不开的鸿篇巨制，其对当下我们的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国土整治、经济开发等也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更关乎国家利益、民生福祉。
    如今，不会再有“谭其骧”，那是人间的罕觏。在求学时代，先生大学一年级读社会系（深受社会学家潘光旦影响），二年级读中文系，三年级改读外文系，最后又转历史系，是如此才有了更扎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以及吸收了异域的新的科学知识，进而养成不断追求真理的学风，最先扎营于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很快，他奋发蹈厉，在名师的带动下，赫然有成。先是得益于潘光旦先生的影响，大学毕业就写下了《中国移民史要》，继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顾颉刚先生，其时顾先生讲授“尚书研究”，听课中谭先生大胆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顾先生不以为忤，支持其将意见写成文章，师生反复驳辩，最后顾颉刚将双方的通信印发给全班同学，并在附言中写道：关于“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清楚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风。
    1940年的春天，谭先生到贵阳青岩，为那里的浙大一年级分校学生主讲《中国通史》（全校公共课），当时他是史地系的副教授。两年之后，他被升任教授，并改教本系断代史、历史地理，当年，他是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浙大以‘求是’为校训，‘求是’之为杭州学风，渊源深远如此，故浙大学风之美，可谓得天独厚。”所谓“学术的趋向可变，‘求是’精神不可变。”1942年，谭先生纠正丁文江对徐霞客地理学成就评价的错误，并将自己的治学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绝不迷信，从此坚持始终。在他晚年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有时不免涉及到一些边疆问题和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此谭先生也是坚持“求是”，绝不采取实用主义抑或“理论联系实惠”的作法。在学术也“大跃进”的年代里，为了信守“求是”的精神，一个原本要求在3 年内完成的项目，被他认真持续到20年乃至30年之后才大功告成，这就是那八大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谭先生的晚年，培养出了也是中国内地最早的两名文科博士——葛剑雄、周振鹤，而他们如今应该是在培养又一代的“接班人”了。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谭先生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是在华东医院的大厅里，而在当年谭其骧去世后，他们在他遗体上覆盖了一面“文化神州”的四个大字的白旗。
    “文化神州”，可谓悠悠，可谓庄严。如今，他的业绩及光彩，通过葛剑雄《悠悠长水― 谭其骧前后传》得以流传（间或可以从朱永嘉《谭其骧先生的二三事》等流布）。于是，“悠悠长水”，也带去了我们的悠悠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