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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谭其骧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主编了著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今年是谭其骧先生诞辰100周年，特发此文，以资缅怀。
1911年，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全部出齐。同年的2月25日（农历正月二十七日），一个男孩在沈阳近郊的皇姑屯车站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
禹贡传人
说到皇姑屯车站，不少人并不陌生。1928年，张作霖在其附近被日本人谋杀，史称“皇姑屯事件”。谭其骧出生时，其父谭新润是皇姑屯车站站长，他就出生在父亲的宿舍里。家人为孩子起名曰“骧”，字季龙，乃取“虎步龙骧”之义，是希望孩子将来能龙腾虎跃、飞黄腾达。
虽然出生在东北，谭其骧的祖辈却是浙江嘉兴的名门望族。谭其骧1岁时，父亲即因病辞职，南归嘉兴老宅。谭家旧宅是位于嘉兴城内原芝桥街、现勤俭路东段的一处二层楼房。2008年秋，我有机会到嘉兴一游。那时候对谭先生的事迹了解不多，只知道嘉兴出名人，陶醉于扑面而来的桂花香，错过了去谭先生故居拜谒的良机，现在一想起来就后悔不迭。
小时候，谭其骧喜欢和兄弟们互相考问地名，问些诸如某地方应在哪一省、某县周围有哪几个县之类的问题，然后查阅地图或书籍以定胜负。真是应了“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句俗话，这类游戏使谭其骧自幼就拥有了丰富、准确的地理知识，为以后终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几年后，谭其骧的恩师顾颉刚对此赞不绝口，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谭君实在是将来极有希望的人，他对于地理的熟悉，真可使人咋舌。任何一省，问他有几县，县名是什么，位置怎样，都能不假思索地背出。”
谭其骧天资聪颖，8岁入小学，读完三年级即跳班至高小，入中学一年后即上高一，高二下学期因抗议学校压制学生退学。1926年秋他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1927年因参加革命活动、大学被封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1928年转入该校外文系，两周后又转入历史系。两年之后，他又提前毕业，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在那里，他遇到了恩师顾颉刚先生。
1931年9月开学后，顾颉刚新开了《尚书》研究课。谭其骧认为讲义中列举的十三部应该是东汉时的制度而不是西汉，就在一次课余向顾颉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听到学生提出不同意见，识才、爱才的顾颉刚非常高兴，他让谭其骧把个人的观点写成书面材料。收到材料以后，顾颉刚当天就回复了一封洋洋洒洒5000多字的长信与之探讨。又经一来一往的笔谈后，该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顾颉刚还将这四封信加上点评之后作为讲义印发全班。多年以后，谭其骧将这四封信发表于1980年第3期的《复旦学报》，并表示：“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这对于我后来能够在大学里当一名还算称职的教师，在学术上多少能够取得一些成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当时，如果说3年前谭其骧开始选择了学习历史的话，这场讨论则决定了他历史地理的毕生研究方向。他曾这样写道：“其骧十五以前浑浑噩噩，十六十七献身革命，十八而志于学，从今而后，矢志不移。”这是对自己一生思想道路的真实写照。
才华出众的谭其骧赢得了顾颉刚的激赏。1934年初，为了更加深入地开展中国沿革地理及相关学科研究，顾颉刚和谭其骧商讨后决定出版《禹贡》半月刊并组建禹贡学会。顾颉刚在同年3月18日给谭其骧的信中说：“我和你交游五年，深知道你对于沿革地理的兴趣，资质的聪明，学问的笃实又足以副之；我知道你将来必可有成就。”他还在9月25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他（笔者注：谭其骧）在燕大研究院毕业生中应列第一。今年我所以敢办《禹贡》半月刊，就为有了他，否则我一个人是吃不住的。”
1932年，谭其骧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兼任讲师，后又兼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他去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次年仍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1940年初任当时西迁贵州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副教授、教授，1950年后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
1954年底，为完成毛泽东交办任务而成立的“标点《资治通鉴》、改绘‘杨图’委员会”借调谭其骧主持改编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一纸颇为神秘的调令发至上海，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亲自将此事通知了谭其骧。1955年2月11日，刚刚过完春节的谭其骧踏上了去北京的长途列车。不过，在那一刻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居然会用去长达34年的漫长岁月。
从1958年开始，他还主持编制了“国家大地图集”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这部地图集直到他去世仍未出版，以至于在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
1992年8月28日，谭老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谭其骧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以求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渊博的知识赢得了世人的敬重。1991年，美国传记研究所把他列为最近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人物之一，英国也将他载入《牛津名人录》。
在这里，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来补充说明谭先生的睿智。谭先生在历史地理领域硕果累累，在很多方面都有独到的研究成果和见解。先生曾对黄河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黄河在西汉以前曾经多次改道并确定了改道的范围。谭先生发现，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时期，河北平原中部始终存在着一片宽广的空白区域，这里也没有任何城邑聚落的可靠记载，这片空白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消失。谭先生据此确定，这片空白正是战国以前黄河改道的区域。面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原始社会遗址图”，令人不禁为谭先生的睿智拍案叫绝。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记载，“是中国地理沿革史上的第一篇”（《禹贡》发刊词）。有人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谭其骧秉承中国2000多年的沿革地理学并将其发扬光大，我想，这也是葛剑雄把他所写的谭其骧传定名为《禹贡传人》的主要原因吧。
谭其骧先生
锲而不舍
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日报》请谭先生撰文谈治学经验，并请他写一句座右铭。谭先生先说没有座右铭，后又想了想说：“锲而不舍，终身以之。”这句话也成了报上发表文章的标题。
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锲而不舍，终身以之”既是对谭先生风格的准确概括，也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谭先生一生心无旁骛、排除干扰，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中国历史地理的学术研究上，特别是用在了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上，一幅幅历史地图凝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
早在1934年，顾颉刚和谭先生为《禹贡》杂志和学会制定了明确的工作计划，即：写出一部可以供一般史学者阅读的地理沿革史，编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编成一部可用、够用、精确而又详备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每一代的地理志作详密的整理。其中，编绘历史地图是整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5年9月4日给胡适的信中，雄心勃勃的顾颉刚写道：“我们一方面出期刊一方面画地图。现在画的是地图底本；将来底本完全印出，就继续画各时代的沿革图。我们现在研究各时代的沿革地理的都有人，所以很可把‘二十四史’等书分读而把地理材料写上底本，做绘图时的参考。从前杨惺吾（笔者注：即杨守敬）先生画历代舆图，只以一二人之力为之，那时工具又不便利适用；我们现在用一个团体来做，而且有期刊作讨论的机关，工具之精复远出其上，将来的成绩必然可以超过他。”
然而时局的动乱打乱了这一宏伟的计划。七七事变爆发后，《禹贡》杂志和学会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历史地图的绘制工作也被迫中断。在这之前，主要绘成、出版了部分地图底本，包括绘成地图底本甲种图（1：200万）56种并部分出版，绘成并出版乙种图（1：500万）6种、丙种图（1：1000万）1种。这些地图基本都是由谭先生负责校订的。由于谭先生的严谨，绘出的地图初稿常常过不了关而要大改。
抗日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继续绘制地图，在大中国图书局任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时也曾绘制、出版若干地图。1952年，大中国图书局的地图部门并入组建中的地图出版社。1953年，地图出版社邀请顾颉刚和章巽合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次年地图集编毕，又请谭先生来校订。这本图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编绘的第一本历史地图集，与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是同一种。不过奇怪的是，这本图集虽于1955年3月出版，却一直没有发行，连作者都不知道个中缘由。后来，毛泽东去世时，陪伴在他身边的，正是这本顾颉刚和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期间，谭其骧曾经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编绘历史地图，并得到了系主任张其昀的重视，还专门为他配备了助手。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仅画成23幅地图，用朱墨两色印在了土纸上。
1954年秋，毛泽东提议编绘历史地图。次年春，谭先生到京主持改编重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1957年初谭先生回到复旦大学，组织班子继续编绘工作。“文革”开始后，编制工作受到冲击，直到1969年才得以恢复。1974年至1978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全部出齐。1983年至1988年，《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全部公开出版。
《中国历史地图集》被视为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新中国地图编制、出版史上的煌煌巨著。对于这部图集和它的编制过程，很多人并不陌生。不过，也许很多人并不清楚，谭先生在主持编绘这样一部地图集的过程中历经了怎样的曲折和磨难。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由于吴晗是谭先生编图工作的直接领导者，谭先生自然也在劫难逃。他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饱受了凌辱和批斗，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摧残。好在他肩负着毛泽东亲自下达的编图任务，这对他多少有一定的保护作用。1969年编图工作恢复后，他在各种学习、批判、劳动、军训、学唱样板戏、补充交代问题、接待外调等活动之余，抓紧不多的时间编制地图。当时，他还要顶住压力修正编辑组内几位红卫兵的荒唐篡改。
在地图集编制工作后期，谭先生还要面对各方面的严格审查。这些审查主要是针对主权、边界、民族等问题，很多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地理的学术范围。但是，作为地图集的主编，他要出面应对各种繁杂的质疑和修改，经常要为此撰写详尽的发言材料和书面报告。
谭先生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他家庭住房紧张，常常因为小书桌堆得满满的而找不到急用的东西。有一次谭先生去昆明开会，看到饭店里的书桌很大，感叹说：“什么时候我家里能放得下这样一张大书桌，我的东西一定不会找不到了！”为了放书，他在阳台与小院之间搭了一间小屋，因为挡了邻居的阳光而引起了“强烈不满”，不得已只好降低屋顶高度。这间“违章”建成的书屋局促狭小且阴暗潮湿，致使不少书籍发生霉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今天我们享受《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我们带来的知识和便利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是谭先生和他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历尽千辛万苦、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带来的。谭先生的“锲而不舍，终身以之”，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谭其骧百年诞辰纪念专题网站
严谨治学
谭先生一生治学严谨，所以他喜欢慢工出细活，喜欢水到渠成、功到自然成。先生最怕的，就是别人要他限期交稿。正所谓怕什么有什么，他最怕被人催，可又总有人来催。
第一位站出来催谭先生的，就是他的恩师顾颉刚。
1934年8月和次年元月，顾颉刚因母丧两次南归，把《禹贡》的编务和担负的课程都交给了他所信任的谭其骧。1935年1月8日，顾颉刚向谭其骧提出合编一本《中国地理沿革史》，谭其骧答应试写。顾颉刚觉得谭其骧已经开了3年的沿革地理课，又搞过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书稿应该可以很快完成。到上海后，顾颉刚自作主张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书合同，并写信催谭其骧早日完稿。谭其骧动笔后发现尚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深感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书稿。况且，当时谭其骧手头的事情一大堆，编辑、校订杂志稿件要按时完成，还有多门课要上，一时应付不来，造成了书稿无法按时写出和杂志延期出版。对此，顾颉刚颇为着急和不满，多次写信强调书稿合同已签、不能延期，并说了一段十分经典的话：“我深知和你性情学问有很不同之点。龚定庵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拿适之先生的话来说，开风气者是敢作大胆的假设的，而为师者是能作小心的考证的……我是偏于开风气，你是偏于为师……”他还说：“我们的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罪过，乃是受了时势的压迫，不得不然。只要我们不存心欺世，发见了自己的错误就肯改正，那就对得起这时代。若一味希望‘水到渠成’的作品，这仿佛责乞儿以鱼翅席，得无望之太奢乎！”不过，顾颉刚深入浅出、苦口婆心的劝说没能让谭其骧降低治学的标准，他在回信中重申自己无法达到顾颉刚的要求，并对其批评阐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1935年5月初，顾颉刚回北平，谭其骧决定辞去编务和学会事务去广州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搞学会、编杂志非己所长，反而会耽误自己专心做学问。好在，顾颉刚和谭其骧都有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这些争论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第二个来催谭先生的是吴晗。
1954年11月成立改绘“杨图”委员会时，吴晗一来急于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二来把事情也估计得过于乐观，以为整项工作可以在一两年之内完成，所以当时谭其骧借调的时间也暂定为一年。随着工作的展开，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尽管谭其骧几乎排除了一切杂务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但进度还是远远不能让吴晗满意。谭其骧觉得“杨图”底图太久、错漏不少，改绘起来需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绝无可能速战速决。到了1955年底，时间上距主席指示和委员会成立已过了一年，谭其骧的借调也将到期，而制图工作的完成依然遥遥无期，这时的吴晗自然十分着急。12月5日晚，吴晗携夫人拉上王庸作陪，专请谭其骧吃饭。尽管席间气氛尚算融洽，但两人在工作进度上的矛盾无法调和，一时又都难以说服对方。经吴晗这么一催，谭其骧有点急火攻心，自然心绪难平、情绪不佳。
谭其骧借调满一年后，吴晗虽然坚决反对谭其骧回复旦继续编绘工作，但经多方反复协调无果，只好做出妥协，谭其骧遂于1957年初返回上海。果不出吴晗所料，回到复旦以后，谭其骧工作缠身，加上政治运动不断，他身不由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绘图，“杨图”委员会对此也常常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绘图工作的进度就更是无从掌控了。
从1958年开始，有关方面又提出编纂“国家大地图集”中的历史地图卷，同样也点名要谭其骧主持。当时在“大跃进”的大形势下，这部图集的完成时限也由原来的10年大大缩短为两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对于治学严谨的谭其骧来说，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两项重任并达到个人的标准。因此，到了1960年，编制国家历史地图集的任务只得下马，直到1982年前后才又恢复。
到了1958年秋，经开会研究，“杨图”委员会终于决定按照谭其骧最早提出的方案将底图从旧图改用新图。这样的改弦更张对于确保图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把底图推倒重来，工作量自然大大增加。况且会议还要求“改绘地图分幅陆续出版，限于明年国庆前出齐”，以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
到了1965年夏，“文革”前最后一次、时间最长的一次“杨图”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又计划图集的编制工作在两三年之内完成。和地图集的一拖再拖相比，1954年吴晗一同接受的标点《资治通鉴》的任务仅用一年时间即告完成。这次会议结束时，吴晗宴请了与会主要人员，预计图集即将完成的他频频举杯，兴致很高。不料就在3个月之后，姚文元即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受到批判，并于1969年10月11日遭迫害致死。
据说，因为地图集的一拖再拖，吴晗有相当长一段时期甚至怕见毛泽东，生怕毛泽东向他问起此事。然而，心急如焚的吴晗终究还是没能等到图集完成就含冤去世了。
在经受严重冲击之后，由于是毛主席交办的事情，1969年5月15日恢复“杨图”工作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决定编绘工作恢复之后要快马加鞭，争取在一两年之内结束。到了1969年底，又明确计划“力争七册图集于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个光辉日子（笔者注：毛主席诞辰）全部出齐”。1974年底，《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内部本）终于印出并于次年发行。因计划全部出齐后再送给毛泽东，所以老人家去世时也没能看到他要求编绘的这套历史地图集。
1980年秋，在决定内部本经修订后公开出版时，曾计划在1984年底前全部出齐，这比实际出齐又早了整整4年。
此外，在先生晚年，他的弟子们一直希望他能写出一本“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来，但数次劝说都没能奏效，直至先生去世。
在谭先生的作品集《长水集》自序中，他这样作自我总结：“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作为一个一辈子做学问的人，年逾七十，为什么此前从没有出过一本书，这才是第一部呢？客观原因是由于：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比写书更迫切需要应付的业务……”
正如先生所言，他一辈子都在忙于很多“更迫切需要应付的业务”，太多与学术几乎无关的事情“偷”走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难有时间系统地、平心静气地做自己的学问和研究。处在这样的窘境之中，谭先生仍能坚持严谨治学而绝不肯降格以求，以实际行动达到了一个令人仰止的高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学人典范。
原始社会遗址图反映出的古黄河下游
山高水长
在谭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隆重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各大报刊、网站也纷纷发文以示怀念。李商隐有诗云：“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先生已去，百啼难唤，而先生所醉心的学问也有待后人发扬光大。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前言和后记中，谭先生分别谈了两点不足：一是基本只能反映某一年代的情况，二是古代的城邑、水道径流、湖泊形状等误差难免，三是版图之内朝廷和地方官管不到的、由当地土著君长统治着的地区难有合适可行的表示方法，四是部分时代的羁縻州、土司和羁縻卫、所等未予适当区别。在后记中他还写道：“学术旨在求真求实。力求搞清楚历史真实情况，用最好的方法在地图上表示出来，这是我们参加编绘工作者的共同信条。但由于史料不够详细，或记载有矛盾，学者们对这部图集所画到的某些方面很可能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有些问题确是难以判断哪一种看法最符合历史实情。但编绘地图不象（像）撰写论文那样可以众说并陈，一般只能采用一种编者认为最恰当的办法予以表示。因此，尽管我们在图上采用了某种画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画法。事实上，在我们编者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但在图上表达出来的只能是其中一种画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反复讨论，尽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有时甚至采取了某种折中的办法。作为主编，我当然应对本图集的全部成果负责。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化革命’期间出版的内部本的有些画法并不符合我们本来的意图，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但对于内部本数以百计的图幅中数以万计的点、线、面，再要一一细看，实在是力不从心，时间也不许可，这一点也得请读者们原谅。”“这部图集里所画出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点、线、面，只能说是比较审慎的、可靠的，不能说全都是绝对可靠的、十分准确的。我们编者有此自知之明，请读者也不要轻易把它们都看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如果能被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家之言，我们便感到满足了。”谭先生在庆祝图集出齐的时候还说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完成固然是中国历史地图史上一项空前的成就，但严格说来，还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它仅仅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要真称得上完整的历史地图集，就应该包括历史时期任何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所有资料可据又能够用地图表示的地理现象，只有等这部地图集完成了，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事业才能算大功告成，或者告一段落。”
其实，即便是谭先生所说的这样一部地图集完成以后，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重任也不能说是大功告成、一劳永逸了。这是因为，时代在前进，今天和明天都在不断地成为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在深入，会不断地有新材料和新结论产生；技术手段在飞速发展，历史地图的表现形式也将从纸质媒体转变为数字信息，所承载的信息量将大大增加……
在这里，我斗胆设想一下，将来历史地理学的努力方向乃是建成一个庞大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是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为支撑，囊括中国传统地域及其附近地区历史时空转变的所有信息，使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随时全面、综合、直观、方便地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时空中自由遨游。100多年来，杨守敬几乎仅凭一己之力就绘出了一套历史地图集，谭先生则领衔一代学人绘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来的这个系统应该是几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在谭其骧百年诞辰纪念专题网站这样留言：“读先生事，最令人触目惊心而蹙眉痛心者，乃先生在历次运动中的遭遇和图集审定中的磨难。少一些此等之难，先生一定有更宽松之环境和更大之贡献。缅怀先生，我辈后生、后学小子宜于受先生恩典之际，继往开来，承先生之学而光大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学，亦应源远流长、百世其昌。我想，这也是我们缅怀谭先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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