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民族史地研究成果是谭其骧教授在历史地理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学术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谭其骧在民族史地方面取得的成就涉及民族迁移史、区域民族地理研究、民族发展的地理基础与民族领袖人物研究等方面，影响相当广泛。谭其骧积极从事民族史学研究，不仅是出自他关心民族命运的高尚情操，而且也反映出近代以来民族危机对中国学术界深刻影响。

[关键词] 谭其骧 民族史地 民族危机  学术历程

On Research Works of Prof. Tan Qixiang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Ethnic Groups in Ancient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works of Prof. Tan Qixiang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ethnic groups in ancient China made up one of the main parts of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clearly reflected his own academic course from an special angle. His works covered many fields such as national history of migration, regional geography of ethnic groups, geographic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leaders, etc. and produced a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The reasons and motivation for Prof. Tan Qixiang to engage in study on these fields not only arose from his deep concern for the fate and future of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reflected the profound impact of modern crisis of Chinese Nation upon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Keywords] Prof. Tan Qixiang;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ethnic groups; national crisis; academic course

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谭其骧先生的学术贡献早已得到学术界公认，颇值一提的是，谭先生在中国民族史学界同样拥有崇高的威望。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聘请的六位顾问中就有谭其骧先生。谭先生在毕生的学术生涯中不仅密切关注中国民族史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地在民族史学研究中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并取得了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学术成果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学者们往往片面地认为谭先生一生成就集中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及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对谭先生学术活动及成就缺乏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这些成果兼跨民族史学与历史地理学两大学术领域，是谭先生学术论著中较难解读的部分之一。因此，深入学习与解析这些成果，对于全面了解谭先生的学术成就，深人学习谭先生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均大有裨益。本文即试图通过对谭先生一系列民族史学论著的具体解析，力求展示这些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并努力探求谭先生取得非凡学术成就的根本原因。

一

民族归属是人最重要的社会属性之一，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历史，理应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即“中华民族史”。谭其骧[1]的学术活动始于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而他研究移民史的动机却来源于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浓厚兴趣。1930年，他在著名人类学家潘光旦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在这篇论文中，他将移民史研究作为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把锁钥”，将历史时期重要的民族迁移运动作为研究的核心。他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国移民史者何?研究中华民族之一锁钥也。中华民族为一最最繁复之民族，其组织、其演变，有非一朝一夕所能彻底明了者。而其所以如是组织、如是演变之因缘何在?则惟移民有以致之。(潘光旦先生批注日：只可以为解释为一助也。)是故中国移民史者，易言之，即以移民之史实解释中国民族之演化者也。

    民族演化之原则有二：日遗传；日变异。(潘先生批注日：原则三：选择亦宜提及)前者所以保存已得；后者所以开发未来。微前者，则为无根；无后者，则民族不复有进步，日就老衰之境矣。中华民族能得历二三千年而不堕者，即以一方面有优良之遗传，一方面时有新血统之加之，多有变异故……[2]

    将移民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一把锁钥”，将移民史研究与民族史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青年时代的谭其骧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取向，也形成了他早期学术探索的一大特征。20世纪30年代，正值国难当头之时，民族危机日趋深重，每一位富有爱国热忱的热血青年都忧心如焚地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他们将这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倾注于自身的学术探索之中。谭其骧也不例外。他将揭示中华民族演化之真相作为自己学术探索的终极目标，这也可以说是其学术生涯的时代烙印。

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谭其骧没有将《中国移民史要》作进一步扩充，而是转向区域性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搞清楚当前各地区人民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3]他首先选择了资料较为完备的湖南省。1931年，谭其骧完成了《湖南人由来考》(原名《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这篇文章主要根据湖南省方志中保存的氏族志资料，来考定湖南省境内居民的来源。但出于资料的局限性，该文论述的讨论在总体上详于今而略于古。如上篇“历史上之陈迹——当时记载之一鳞半爪”内容比较简单，仅有“上古秦汉湖南境内民族之推测”与“六朝时湖南所接受之外来移民”两个部分，谭其骧用极其精炼的语言，梳理回顾了自上古至六朝时期湖南境内人口的变迁状况。文章的主体部分在于下篇“今日湖南人之由来——后世追述之整理与统计”。整理与统计的资料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湖南地方志中的5种氏族志，二是23种明清湖南人文集及族谱序等文字。谭其骧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缜密的归类统理与极其细致的分析说明，全文条理之周密，立论之严谨，都令人惊叹不已，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出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之手。这篇文章在移民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备受学者推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篇深入研究一个省区移民历史过程的专题论文，也是第一篇成功地运用抽样调查和计量方法作移民史研究的论文。”[4]

但是，《湖南人由来考》作为谭其骧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其不足与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如何炳棣先生就曾对家谱资料的可信性及湖南移民运动特征等问题提出了质疑[5]。其实，谭其骧本人很早就发现了该文存在的不足。将该文定名为《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是恰如其分的，而更名为《湖南人由来考》，则与文章讨论的核心内容有所偏离。所谓“湖南人”，理应涵盖湖南省境内所有人口。湖南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的区域，非汉族人口占总人口中相当可观的比例，而现存氏族志提供的家族，大都是自外省迁入的汉族居民。因此，《湖南人由来考》其实只是《湖南汉人由来考》。而要想真正弄清楚全体湖南人的来源问题，必须将非汉族居民的渊源及影响做一个明确的考定。

    为弥补这一缺憾，谭其骧继续对湖南省境内非汉族的历史变迁状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于1939年完成了《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在这篇文章中，谭其骧充分阐发了自己对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的认识，许多精辟的论述不仅使文章增光添彩，且时至今日仍令人耳目一新。如云：

    汉民族自古以来，只以文化之异同辨夷夏，不以血统之差别歧视他族。凡他族之与华夏族杂居者，但须习我衣冠，沐我文教，即不复以异族视之，久而其人遂不自知其为异族矣，故汉民族同化异族之能力，极其伟大；其血统在世界各民族中，最为复杂。

    正是由于汉民族这种异乎寻常的“同化”能力，造成今天的汉族血统极为复杂，再加上主客观诸多因素，使得复原及梳理民族融合过程的工作变得非常艰难，特别在南方地区更是困难重重。“南方之蛮族，则当其始进于文明，自无谱谍一类之记载，迨夫知书习礼，门第既盛，方有事于谱谍，则或已数典而忘祖，或欲讳其所从出，不得已乃以远祖托名于往代伟人，臆造其徙移经过。易世而后，其讹误遂至于莫可追究，民族混合之迹，荡焉无遗”。“史籍既无记载，谱谍又曲讳而掩饰，姓氏又不足以辨族系，然则吾侪欲于今日一般南方人中，踪寻业经汉化之蛮族遗裔，欲于久已混合之民族血统中，探索蛮族之因子，得非为不可能乎?”[6]但谭其骧向这一困绕学界的难题发起了挑战。经过深思熟虑，谭其骧认为最有价值的线索依然是姓氏。于是，谭其骧就在翻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方志的记述，对湖南地区的二十余个著名蛮姓的变迁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论列，为复原与梳理历史时期湖南地区民族融合过程，以及说明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提供了一份极具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湖南人由来考》与《近世湖南人之蛮族血统》二文可谓民族史与移民史研究上至可宝贵的“双璧”。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或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区域民族史，其研究对象应包括汉族及所有非汉民族，仅谈汉族而不谈非汉族，或仅谈非汉族而不论汉族，无疑都是偏颇而有所缺憾的。从广义上讲，谭其骧关于湖南人口问题的两篇文章都属于民族史研究的范畴。故1939年出版的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就将谭其骧的《湖南人由来考》与《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等两篇文章列为参考书。[7]

作为中国移民史研究的拓荒者，谭其骧很早就将数次大规模北人南迁运动作为研究之重点，并首先着手对西晋“永嘉南渡”引发的大移民作了十分精采的研究，《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是谭其骧最为杰出的论文之一，代表了他在中国移民史研究上取得的卓越贡献。不过，白璧微瑕，这篇文章与《湖南人由来考》一样，也有名实不称的缺憾。如晋永嘉以后的民族迁徙，应包括当时所有民族的迁徙活动，而该文核心内容是利用侨置郡县的记载，探讨“永嘉南渡”这一北方汉人南迁运动，根本没有涉及其他非汉族人民的迁徙。在民族融合杂居的时代(如魏晋南北朝)，各民族的迁移运动往往会交织在一起，甚至互为因果，环环相扣，难以截然分割开来，因此，要想全面搜寻汉族迁徙运动轨迹，不可能回避非汉族人口的迁徙往来。

    谭其骧对西晋以后“五胡乱华”时期民族迁徙的复杂性及文章的局限性有着明确的认识：“这个时代乃是西晋境内与近边塞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大迁徙时代，人居塞内的匈奴、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各族的迁徙尤为频繁而错综复杂。此文内容只讲到境内汉族的南迁而题为‘民族迁徙’，更属名实不相称。”[8]因此，为了进一步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运动，谭其骧曾对这一时期重要非华夏族的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这种成果属于较纯粹的民族史研究范畴。这方面的论文有：《羯考》、《记五胡元魏时之丁零》、《记翟魏始末》等。匈奴、鲜卑、羯、氏、羌是中古史上非常著名的五大族类，但历来对羯族的认识较为模糊。《羯考》一文完成于1945年。在这篇文章中，谭其骧通过详实的考定，明确提出羯为中亚阿利安人种，非匈奴同类。丁零，又作丁令，或称敕勒、铁勒，为隋唐时强大的突厥民族的前身。历来对魏晋北朝时期丁零的研究，往往以塞外的铁勒及高车为核心，而对于入居汉地的丁零较少论及[9]。而谭其骧《记五胡元魏时之丁零》却专论入居塞内丁零的分布状况，其着眼点与一般民族史家有明显差异，故能发前人所未发。不过，笔者以为，在这数篇论文中，《记翟魏始末》一文最有价值，也最令人折服。十六国时期割据政权林立，丁零翟氏所建南魏政权因史料零散，很少被学者所提及。谭其骧却能在繁杂的史料中抉微剔隐，钩沉印证，基本复原出这一民族政权的兴亡过程，他对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精湛造诣，在此文中表露无遗。

    在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影响下，谭其骧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开始将沿革地理研究作为学术的主攻方向，但他对民族史研究依然念念不忘。1934年3月1日，《禹贡》半月刊问世，这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著名的《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秉笔主撰的谭其骧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民族与地理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像。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然而推究这个观念的来源，和《禹贡》一篇也有关系。《禹贡》首列在《书经》，人所共读，但是没有幽州，东北只尽于碣石，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以为中国的东北境确是如此的了。不搜集材料作实际的查勘，单读几篇极简单的经书，就注定了他的毕生的地理观念，这又不是我们的耻辱?

强调“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是谭其骧学术道路上的一个新切人点。从单纯强调移民史是民族研究的“锁钥”，到意识到“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取得根据”，无疑是谭其骧学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转变，也是一个进步。同时这也是进一步促使他从事区域民族史研究的内在动力，可以说，谭其骧又有意识地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民族史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

    在区域性民族史研究中，除湖南省外，谭其骧还对另外两个区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一是东北地区，一是西南地区，而他对这两个地区的关注又都与其个人生活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东北地区是谭其骧的出生地，1911年2月25日，谭其骧出生于奉天(今沈阳市)皇姑屯车站，父亲谭新润给他起了个别号——“奉甫”[10]。可以说，对于谭其骧而言，东北是一块“生于斯”的特殊土地，凝聚了微妙的个人情感。谭其骧一生都十分关心东北地区的发展，关注着东北地方史的研究，恐怕与这种特殊的个人情感有着内在的关系。当然，身处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谭其骧对东北的关注更出于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

青年时代的谭其骧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懦弱书生，他时刻关注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当时的边疆危机引起他对东北及满洲地区的特别忧虑。为此，他深人钻研满蒙地区发展史，甚至有撰写《满蒙民族全史》之宏愿。1934年，谭其骧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一文，更是他爱国热情的突出表现。他在这篇文章的《引言》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撰写这篇文章的动机：“迩来日人盛倡满蒙非中华旧有之说，以为侵略东北之藉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初不庸置辩。然国人所习知者仅为秦、汉、隋、唐历朝之抚有东北土地而已；至于近百年以前此东北土地曾与吾中夏民族发生何种关系，则知之者甚少，为人以阐述之者更未之前闻也，禾子(谭其骧笔名)不学，窃尝致意于满蒙民族史之研究。深知此东北土地，初不仅曾为吾中华朝廷所有，亦且曾为吾中华民众所有；不仅在汉族统治下为属于吾中国之土地，即在其他民族统治之下，亦曾为吾中华人民生息繁衍之地也。全史完成，犹待时日，今先刺举《辽史》所载，草为此文，刊诸报端，俾国人咸知此义焉。”[11]该文通过无可争辩的史料，证明了由于汉人的大量北徙所造成的辽代辽河流域各民族杂居的历史真相，辽代东北地区各民族的杂居与融合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东北早已是汉族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虽然该文结构及论点并不复杂，但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却不可低估。

    谭其骧对东北历史地理的造诣，还可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有鲜明的反映，这就是：一、《清代东三省疆域志》；二、《{渤海国志长编}评校》。前者旨在董理清代在东北地区政区建设成就；后者则是一篇书评，讨论一部研究东北地区著名民族政权渤海国的专著——《渤海国志长编》。

    著名学者金毓黻所作《渤海国志长编》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伊始，即被认为是关于渤海史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该书体例整齐，内容宏富，备受学者们的推重，至今仍为研究渤海国史者必读的参考书。关于这部书的价值，谭其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褒扬，如材料之齐备，考证之详慎，内容之扩大等等。仅就该书征引书籍而言，“则多至一百三十八种。其中中国书凡八十六种：朝鲜书凡十三种；日本书凡三十九种。篇幅比鸟山(《渤海史考》的作者鸟山喜一)、唐氏(《渤海国志》的作者唐晏)之书约多出五六倍，即较之黄(维翰)氏《(渤海)国记》，亦在三倍以上，诚为近代史学界中罕观之伟著也”。[12]与此同时，谭其骧也直率地指出该书存在的不足，对该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云“史学应具之能事，尤须叙次有法，部署得当，执简驭繁，详而不芜，方为良史。而此种能力，金氏似颇感欠缺”。而对该书“应补可商之处”的讨论构成了该篇书评的主要部分。“可商之处”集中于书中体例的疏漏，如《总略》所引与列传内容不符，所引正史纪、表、传内容不注出处等等。该书评的精华萃于“应补之处”，谭其骧在文中罗列出不少金氏原书遗漏的内容。如卷九《宗臣列传》应补1人，卷一三《遗裔列传》中应补6人等。又如卷一六《族俗考·种族章》记载辽代渤海人聚居之地，遗漏较多。谭其骧仅据《辽史》记载，就补缀遗漏史料达15条之多。

    总之，谭其骧的这篇书评真正称得上是一种研究式的书评，它没有只限于对原著浮光掠影般的回顾，以及隔靴搔痒式的品评，更没有无的放矢的廉价吹捧，而是就事论事，从体例及史料等基本方面人手，体察作者用意，检对史料来源，拾遗补阙，对原书大有补充修订之功。应该承认，《渤海国志长编》在史料蒐集方面已下了很大的功夫，也由此奠定了其不同寻常的学术地位。金先生尝自言：“不佞于近六七年内，搜讨渤海遗文、佚事，用力颇勤，所得仅此。”[13]可谓发自内心的甘苦之言。但谭其骧却没有在史料考察上轻易放过，并发现了该书相当多的遗漏之处。假如谭其骧没有对东北民族史的深入研究，或者没有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都无法完成这篇富有学术价值的书评。

    抗日战争期间，谭其骧随浙江大学内迁大西南，在贵州遵义生活了数年。遵义，古称播州。出于历史地理学家的学术敏感，在这段时间里，谭其骧在教学之余潜心于贵州民族史与地方史的研究。其间完成并发表的相关成果有：《贵州释名》、《播州杨保考》等。其中，《播州杨保考》是一篇研究贵州地方民族及政权演变的杰出成果。

    播州杨保创立的地方政权始建于唐末，直至明朝万历年间改土归流，才最终归属于中央政权，割据独立长达八九百年的时间，在西南历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然而，学术界对杨氏家族的历史却知之甚少。《播州杨保考》一文长达三万余言，按小标题分为杨保出处(上、下)、泸夷族类、杨保据有播土、杨保同化诸族、杨保移殖境外、杨保遗裔等几部分。该文首先由破解明初名臣宋濂所作《杨氏家传》人手，转引《宋史》、《元史》等书传记内容，论证杨氏世系出于太原杨业之讹。谭其骧认为杨保本出于泸、叙等州的泸夷族类，而泸夷又属倮罗族，因此，杨保是以外来客族迁入并占据播州地区的。该文不仅详细论证了杨保迁人的过程与具体区域，还进一步考察杨保族人向播州以外地区的迁移。明朝末年，播州地区改土归流后，杨保族人才逐渐与外来的汉族人民杂居融合，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谭其骧利用地方志中所列氏族为线索，分别论列了二十多个与杨保族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氏族。不难看出，在这篇三万字的文章中，谭其骧十分系统地论列了杨保族的族属、迁移及融合等多项重大问题，考据扎实，推理缜密，视野开阔，内容宏富，实质上形成了一部较独立的研究著作，对贵州地方史与西南民族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这篇文章还有特别引人注目的两大特色，一是作者对沿革地理的精深造诣与考证政区变迁的娴熟技巧。如谭其骧抓住政区演变为核心，层层深入，成功地考定出杨保族入居与杨氏政权的实际范围。二是作者对民族演变的独特见解，如谭其骧将播州杨氏家族与杨氏政权所辖族众归为一个特殊的族类共同体——“杨保”，这无疑是一种了不起的创见。笔者以为，学者们往往只注重杨保族本来的族属问题，却没有强调与重视新的“杨保”族的形成与演变问题。其实，“杨保”的族类特征，完全符合我们今天对民族的判定标准，即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民族心理等，这是一个以杨氏地方政权为核心而逐步形成的族类共同体，是出现于历史时期西南地区的一个新的族类，完全将其与彝族或僚族等同起来，都是不太恰当的。然而，谭其骧的这一提法似乎没有引起民族史学界的重视。

将播州杨保族及杨氏政权八九百年的史迹，浓缩在一篇仅有三万字的论文之中，这一方面充分反映了谭其骧删繁就简、提纲挈领、举重若轻的高超的史学才能，另一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篇文章行文过分简炼，信息负荷过于沉重的局限性。学术文章终究不同于实验报告，理应争取更多的读者，如果专业研究人员都感到难以卒读，那么，普通学者就更难了解与引用其研究成果了。谭其骧秉承乾嘉考据传统，“惜墨如金”，不愿“重耗纸墨”，其严谨精神固然可嘉，然而，过于高深凝炼的行文势必增加读者的接受难度，影响其学术观点的广泛传播。此外，由于篇幅的局限，该文在某些问题上的论述也未能充分展开。如关于泸夷属性问题，谭其骧认为杨保本于罗族，但主要是出于推测，理由并不充分。“是则杨保之为罗族大抵可信，特未有确据耳”。“欲解决此问题，史事之钩稽印证已无所施其技，当求之于风俗语言之比较”。[14]直到1981年，该文重新发表时，谭其骧仍十分慎重地提出这一薄弱环节。而根据蒙默教授的考定，杨保先人之族属应更接近僚族，应该说较谭文的推论更前进了一步。[15]

二

    从1930年撰写《中国移民史要》，到1992年逝世，可以说，谭其骧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逾60个春秋。谭其骧先生毕生的学术历程，可以简单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谭其骧对于民族史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前一阶段，即解放前之20年。解放以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谭其骧领衔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将主要精力倾注于这一重大课题之中。在这40年的时间里，谭其骧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建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这一时期谭其骧虽然没有撰写过民族史方面的专题论文，但是他将自己对民族史的精深造诣有意识地融入历史地理研究之中，对民族史问题的造诣对他解决历史地理重大问题产生了相当大的帮助。这也是谭其骧后期学术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是谭其骧的又一篇非常著名的论文，发表于《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在这篇富有创见的论文中，谭其骧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论证并指出：东汉以后黄河以后能够长期安流的原因在于中游地区经济结构及土地利用方式的重要转变，即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而导致这一地区经济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务农为主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主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这篇文章的逻辑基础非常严密，谭其骧在文中强调：黄河善淤善决的两个根本原因是降水量集中于夏季与河水泥沙量大。而黄河泥沙量又主要因为中游地区水土流失严重。一个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与否，又主要决定于该地区的植被良好与否。而历史时期一地区的植被情况如何，又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一地区内的人们的土地利用方式。因此，归根到底，黄河安流与否，与中游地区人民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直接相关。然而，历史时期某一地区人口生产生活方式与民族属性存在着本质的联系。某一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往往是由该地的民族迁徙所造成的。如“汉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凡汉族所到之处，除非是其地根本不可能或极不利于开展农耕，不然就不会不以务农为本。”相反，汉族以外的边疆民族却主要以畜牧为主，即使是在人居塞内后仍长期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作为文章立论的核心部分，谭其骧详尽地阐述了从东汉开始直至北朝北方民族迁移运动的发展状况。如东汉初年，南北匈奴分裂，南单于与大量降“胡”开始人居塞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内迁高潮。与此同时，西北地区的羌人也大量内徙，其数量更在匈奴之上。到东汉末年，“至少在边区十郡范围之内，汉人已变成了少数族，因为十郡总口数不过三十二万，而这一带正是总数在百万左右的羌胡等族的主要分布区”。黄巾大起义之后，原来“胡多民少”的边郡更成为清一色的“羌胡世界”。以畜牧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渐定型。到北魏以后，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面积广袤的稽胡区。虽然总的来说，稽胡有逐渐汉化的倾向，但反映在经济结构上的转变极其缓慢，直到唐朝初年，稽胡区的汉化还没有彻底完成[16]。笔者以为，相对于其他时段的讨论，关于东汉至唐初民族迁徙的论述是最具说服力的，也为全文的立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难发现，谭其骧对这一问题的成功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北方民族史的深厚造诣，如果没有对民族迁徙运动全面而透彻的认识，谭其骧根本无法正确诠释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问题的症结，也就不可能得出极有价值的结论了。通过对民族迁徙运动的阐发来解决黄河变迁史上的重大问题，更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崭新突破，如果没有开阔的视野、深厚的功底以及不囿旧说的创新勇气，谭其骧也不可能成功地完成这种跨学科的学术探索。

    对北方民族史的精深造诣，还反映在谭其骧与郭沫若等学者关于蔡文姬生平与作品的论争之中。蔡文姬的生平与作品问题本是文学史的热门话题，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郭沫若、刘大杰等学者就蔡文姬生平及作品如《悲愤》二章、《胡笳十八拍》等的真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如郭沫若认为《悲愤》二章为后人之伪作，而《胡笳十八拍》出自蔡文姬之手。谭其骧的看法却恰恰相反。质言之，判明这两部作品的真伪，在于搞清楚蔡文姬被匈奴掳掠的真实经历，这也就构成了这场辩论的核心内容，因而也就与匈奴史研究挂起钩来。笔者以为，在这场讨论中，引发分歧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匈奴居住地的认定。根据《后汉书·董祀妻传》的记载，蔡文姬为胡骑所掠获，归于南匈奴左贤王所有。郭沫若等人强调当时南匈奴居留地已集中于河东(今山西南部)，而《悲愤诗》中却有“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以及“历险阻兮之羌蛮”，“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等诗句，显然与河东地区的地理环境不符，故其诗可疑。谭其骧却认为东汉末年的丧乱首先与由董卓所部羌人南下有关，匈奴人只是乘乱参加了中原混战。羌人、匈奴人在汉族眼中都是“胡骑”。南下进入河东地区的匈奴人只是南匈奴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匈奴人依然在山西中北部及陕北高原，而晋、陕北部高原的自然风貌，与《悲愤诗》的描述是非常吻合的。谭其骧在文中非常细致地讨论了蔡文姬被掳的前后经历，显示了一位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力，言之凿凿，引人人胜。

谭其骧还有一篇文章在中国边疆史地及民族史研究上都有重要指导意义，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这篇文章根据1981年谭其骧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修改而成。疆域变迁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同时也是研究边疆民族及民族政权的重要依据。自古到今，大多数非华夏族的居住地往往集中于边远地区，如果无法确定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那么又如何确定哪些民族属于中国的民族，哪些属于中国的民族政权，特别是对于那些跨境民族而言，更是如此。在这篇文章中，谭其骧明确指出：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就是指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不管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17]确立这一范围最主要的理由，便在于这一范围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在这一问题上，谭其骧特别强调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要摆脱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有的学者往往在研究过程中不自觉地站在汉族中原王朝的立场上，竭力寻找周边部族与汉族中央王朝交往的资料，以此作为这些部族属于“中国”的证据。其实，这种努力往往是得不偿失，徒劳无益的。另外，承认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为中国疆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并不等于鼓吹民族战争，抹杀汉族的民族英雄。

早在《禹贡》的发刊词中，谭其骧就强调：“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这篇文章正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历史上的中国”本是谭其骧与同事们在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所确立的一个重大原则，而这一原则对于民族史研究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一原则合理性与权威性的确立，绝不能依靠行政命令，需要坚实的事实依据与令人信服的说明。谭其骧在文章中不说空话、套话，不乱扣帽子，而是摆事实，讲道理，条分缕析，人情人理。一位历史地理学家能够如此驾轻就熟、深入浅出地向民族史方面的专家学者阐发民族史问题，无疑是令人惊讶的，我们只有在完整地了解他个人的治学经历后，才能彻底地明白个中缘由。   

    谭其骧对岭南及海南岛地区民族史的研究，肇端于1937年发表的《粤东初民考》。当时，谭其骧任职于广州学海书院。仅从篇名即可知，这一研究同样出于他对区域移民史的浓厚兴趣。与东北、西南等地区相仿，岭南及海南岛地区在历史上也是民族构成与变迁十分复杂的边远地区。谭其骧认为：“有史以来，最先定居于粤东境内者，实为僻处于海南岛之黎族，汉唐时称为‘里’或‘俚’者是也。”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越族，赵佗所建南越国的主体实为俚人。除此之外，该文着重指出了岭南大族冯氏与洗夫人在粤东民族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如云“洗氏为俚族第一伟人”，还特别强调在冯氏统治岭南时期，也是俚族发展的鼎盛时期。

    此后，谭其骧并没有放弃对岭南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在时隔52年之